“因为你们要问王先生的事，我才答应得这么爽快。”这是见到《环球人物》记者后，85岁的段存华说的第一句话。

她口中的王先生，是中国铀同位素分离事业的理论奠基人王承书，亦是参与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。

　　王承书

69年前的那个10月，开国大典上的礼炮声响彻云霄，牵动着远在海外的王承书的心；54年前的那个10月，新疆罗布泊上空的蘑菇云震动世界，而千里之外的北京，参与原子弹研制的王承书日子一如往常，没有因此家喻户晓，没有因此广为人知。

她为了国家选择隐姓埋名30年，死后依旧少有人提起。“她在乎这个吗？她最不在乎这个了，但我在乎。”段存华曾以很多受人关注的身份面对媒体，比如中共元老段君毅的女儿，比如原国家轻工业部副部长，而这一次，她作为王承书的学生端坐在记者面前。

2018年9月14日，段存华在北京家中接受记者采访。(《环球人物》记者 侯欣颖 / 摄)

 “没有她，我们至今还是瞎子”

我和王先生前后脚进入了北京原子能研究所——我是在1957年，从北大物理系毕业后接受的分配；她是从美国回国后，1958年从近代物理研究所调了过来。不过最开始，我在铀同位素分离研究室，她在热核聚变研究室，并不在一块儿。

在我们大院里，王先生很引人注目，因为她个子很高，冬天也穿着裙子、单鞋，但手上会戴双皮手套，一看就是有气质的大知识分子。我早就知道她，但真正认识是在1961年。那时中苏关系恶化，苏联撤走了援华的专家，能搬走的资料全搬走了，搬不动的机器扔在那里，没人会用。国家决定派一批中国专家前来支援，王先生就被调到我们铀同位素分离研究室。

我们那儿负责研究原子弹的原料铀，原子弹爆炸就是用铀—235产生原子裂变而来。但铀矿石中铀—235的含量只有0.7%，要通过几千台机器，进行非常复杂的浓缩，才能得到可使用的丰度90%以上的铀—235。这是一项极其艰深的技术，当时只有美国、苏联和英国掌握了。我们有苏联没搬走的设备，却不知道设备运行的原理，更不清楚遇到问题该怎么解决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调来的专家里，有人负责搞化工、有人负责关键部件，而王先生负责把理论搞清楚。其实王先生一开始也搞不懂。她在国外研究的是大气中的稀薄气体，原子弹也好，铀同位素分离也好，都是不搭界的事。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了她，问她愿不愿意为了国家改行，“请你考虑考虑”。王先生想都没想，当场就说：“不用考虑，我愿意服从领导的安排。”

王先生答应得爽快，却不是不清楚这个决定背后的难处。她后来曾对人说：“年近半百，转行搞一项自己完全不懂的东西，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但再一想，当时谁干都不容易，何况我在回国之前就已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服从祖国的需要，不惜从零开始。”改行二字，说起来简单，但只有我们搞科研的人才明白背后的破釜沉舟、不计名利。